国内思想周报｜《战狼2》中的爱国主义，“菲佣”引热议

《战狼2》与爱国主义

《战狼2》火了。自7月27日上映以来，该影片一路飙红，上映10天内已创下26亿的高票房。高亢的爱国主义和浓郁的英雄色彩作为硬核，血脉贲张的打戏和干脆直接的故事作为包装，这道被新京报评论员形容为“用好莱坞方式烹制的中国硬菜”在揽获惹眼票房的同时，也难得地拿下了观众和媒体的合格口碑。而在各路人马加班加点地总结《战狼2》的成功经验，畅想国产商业大片的前景和未来之时，也有评论者跳出作为成功商业片的《战狼2》，尝试从民族主义、世界秩序和中国道路等多个视角去探索作为主旋律故事的《战狼2》。

事实上，《战狼2》收获的绝非“清一色”的好评：在不少观影者表达澎湃昂扬的自豪感情时，也有观众用“浮夸”“尴尬”描绘自己的观影感受。抛开《战狼2》故事本身的素质不谈，这似乎是大多数主旋律影片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矛盾反响：爱国主义和英雄故事激荡人心，却又免不得受到诸如“灌输”的谨慎质疑。怎么看待《战狼2》弘扬的爱国热情与民族主义？这成为思想界围绕该影片展开的重要争论之一。

自媒体评论人“飞岸”在《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从<战狼2>看中国离大国崛起还有多远》一文中鲜明地表达了对《战狼2》民族主义倾向的肯定。她以“逆向民族主义”来犀利地描述部分观众对该影片的否定态度。但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战狼2》中那个强大的祖国，这部影片确实有力地展示了对身在他乡的中国人，身后一个负责、有效而强大的国家是何其重要。但在力挺《战狼2》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飞岸也表达了国家崛起道路的思考：如何处理好秩序、平等关于自由三者的关系，正是中国在价值选择和制度设计上必须面对的挑战，也关乎大众对国家权力的满意态度。就此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唯一的、首要的价值，中国就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也还有一段距离。

《战狼2》剧照

和许多评论人一样，飞岸也看到了《战狼2》中国标记下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一人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拯救他人，顺便收获荣誉与爱情。郭松民也曾在《<战狼2>：中国，拔剑四顾心茫然？》中提出质疑：“靠把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内在化来成为英雄，真的能够使我们获得文化自信吗？”飞岸认为，我们必须正视美国当下遭遇的自由主义危机，也必须正视美国梦与中国梦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自由梦，而另一个是梦。

与大多数以中国为背景的主旋律影片不同，《战狼2》将舞台放在非洲，故事上则参考了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和2015年的也门撤侨事件。独特的背景设置，《战狼2》中非洲撤侨、导弹袭击恐怖分子营地等情节便反映出，传统意义上“不干涉”的原则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在境外利益保护的意愿和能力上都不断增强。事实上，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冷战后国际体系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灵活调整“不干涉”框架，让中国“走出去”或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必然政策选项。

《战狼2》剧照：保护难民

在肯定中国“走出去”的趋势同时，如郭松民便认为，尽管战狼系列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为口号，电影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国家的语境，以“孤胆英雄”来打下中国海外利益受到侵犯的局面。这种回避，恰恰凸显了当下的国际困局：当下世界秩序，实际以美国为核心，以其依赖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建立的世界霸权为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境外利益受侵的问题时，中国既无法积极涉入该国政局，也难以动用军事力量保护中国在该国利益：撤侨、放弃中国在该国利益，成了影片和现实中中国的共同选择。

但“走出去”成为困扰，还得反思现有国际政治框架本身的局限。郭松民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得不面临在世界秩序中二选一的矛盾境地：要么做压迫者，要么做被压迫者。他们为何发动战斗？》中进一步表达了该观点：与其陷入“好国”与“坏国”，“好人”与“坏人”的庸俗争论，不如着眼现实，看看非洲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也看看当下世界秩序下真正的受益者——以往从事黑奴贸易的非洲黑人酋长赚取了不比英国人更低的利润，而今日美国贫民区同样面对枪杀、疾病和糟糕的生存环境——说到底，不是西方人坏，而是资本主义洪流的赤裸本性所致。若既不想做压迫者也不想做被压迫者，“走出去”便意味着要走出一种新的理想和新的秩序。

菲佣热议：月薪一万三？

近日，一则外媒报道在国内引起热议。“菲律宾星报”称中国大使馆与菲劳工部讨论了派菲律宾家政服务员到中国5市的可能性，并承诺给予1.3万元月薪。尽管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称未接到有关消息，该报实性也未可知，“月薪一万三”还是吸引诸多人眼球：一个“佣人”，薪水怎么比城市白领还高？种种议论下，“菲佣”这一特殊群体被更多人知晓。

澎湃新闻刊发的许瀚艺《中国大陆将引进“菲佣”？菲律宾走向“外劳帝国”的历史》一文，向人们梳理了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兴起和发展。许瀚艺指出，早在美国殖民时期（）便出现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菲律宾海外劳工，该时期海外劳工的发展与殖民主义扩张密切关联，劳工公几乎不受尊重。在菲律宾独立后，随着70年代菲律宾国内经济问题的凸显和世界范围内石油危机的爆发，菲政府出台政策鼓励菲律宾人出国务工，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海外劳工从事工作类型更多样，也有更多女性加入出国务工的行业，以细致和专业著称的“菲佣”便在该时期出现。与国内认知不同，在现代菲律宾人看来，出国务工是受到国家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就业道路：以1995年菲政府《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案》的颁布为节点，政府肯定了海外劳工对菲律宾社会的贡献，并主动为务工人员提供语言、技术培训和安全保障。昔日悲情的海外劳工，逐渐被赋予“新英雄”或“民族英雄”的赞誉，其经历和问题也受到社会各界更多重视。

连载漫画《海外劳工的超级故事》（OFW Super-stories），呈现超级英雄化的菲律宾海外劳工故事

不可否认，海外就业机会不仅改善了菲律宾人自身的收入水平（香港菲佣的月薪往往是菲律宾本地佣人月薪的三倍或更高），也为菲律宾社会带来了可观的增长。同时，由于“家庭”在菲律宾传统观念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家即小国，国即大家”这种家国同构的价值意识，菲律宾海外劳工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中，往往更包含自己对家庭、国家切实贡献的肯定。但另一方面，海外劳工乃至菲律宾社会也面临重重问题：且不谈因出国务工出现的大量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分离的“跨国家庭”，海外劳工的安全和利益保障更因国际、地区局势影响受到损害或被动做出妥协，而劳务输出本身尽管被菲律宾视为改善经济状况，缓解燃眉之急的良方，但能否整个经济根基仍属疑问。

在菲律宾，“菲佣”是“国家英雄”的一份子，那么在中国，“菲佣”可能，或将会意味着什么？

评论人维舟在《别只盯着月薪1万3，菲佣冲击的是中国式主仆观》同样概述了菲律宾海外务工兴起的历史，维舟指出，“月薪一万三”的传言引来如此大争议，根本在于人们对“佣”刻板观念：在中国传统中，“佣人”只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质的角色而非与自身平等的专业人员，而被划为“佣人”职务的“家务活”往往被视为女性的杂事，甚至难以作为“工作”得到尊重。“菲佣”的冲击，或许将使我们重新反思家政服务的职业地位和专业性质。

香港的菲佣市场。

不可否认，高薪之下包含着人们对“高端”和“专业”的想象和需求，而现实则呈现这些需求的热度：尽管因大陆相关的外籍劳工雇佣法规，“菲佣”在国内难以合法化，内地市场对“菲佣”的需求一直升温，甚至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当然，因难以拿到工作签证，这些来华就业的菲佣大多使用旅游签证“赖”在中国。《法制日报》一篇评论指出，“黑菲佣”的出现，与我国人才引进政策只局限于高端人才而忽视“低端人才”相关。然而“低端人才”提供的未必是低端的服务，对“菲佣”的需求，已经显现国内对家政人员专业性和受教育程度的重视。一些评论者则颇为乐观地认为，引进“菲佣”未必会挤压国内佣工的就职空间，而是促进国内家政市场在需求上进一步分化。

但在认可“菲佣”的职业素质及其对中国家政市场和家政服务观念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同时，一些人则忧虑“菲佣”本身可能成为一种阶层身份符号。同一篇文章中，维舟颇为辛辣地指出，即使强调“菲佣”的专业素质，大多数中国人却可能未必将家政服务和其它白领工作的“专业性”同等对待——一些聘请或打算聘请菲佣的城市雇主，在心态上与其说是尊重其专业技能，不如说是将其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说到底，若真是要肯定“菲佣”的专业必要和职业价值，而非拿这种“专业”去装点新中产阶层的身份标记，还得重新客观地评估如今家庭妇女工作的真正价值。